當社會誠信不足以為校長推薦制提供起碼的信用前提時，大范圍推行只會帶來更多不公。在高考舞弊案頻發、校長貪污腐敗常聞的大環境下，期望由若干中學校長來推動社會誠信體系的完善，似乎有點一廂情愿。

　　北京大學公布了39所獲得“校長實名推薦制”的學校和校長名單后，質疑聲依然不斷。為了回應質疑，北大招生辦詳細解讀了校長推薦制的出臺經過以及政策初衷，并表示，此舉將逐步影響乃至改變高考“一考定終身”的現狀，還將有利于推動社會誠信體系的建立與完善。

　　北大將校長推薦制放大到整個教育改革和社會誠信的背景下來談論，自然能贏來不少人的支持。教育部有關負責人近日就表示，校長推薦制是對高校自主選拔錄取政策的進一步深化的積極探索，是建立和完善教育誠信體系的有益嘗試。

　　無可否認，在應試教育主宰下的“一考定終身”弊端日益凸顯之際，逐步放開大學的自主招生權，不失為高考改革的出路之一。從這個角度而言，北大的校長推薦制確實稱得上是“有益嘗試”，是對“一考定終身”傳統高招模式之外的探索，是一個“增量改革”。而把推薦權完全交給中學校長，也帶有一種試圖從他們身上重建教育誠信的使命之義。

　　既然承載著如此重大的使命和負托，想來39所中學的校長也不會濫用自己手中的推薦權，畢竟在眾目睽睽之下，沒人敢利用特權，搞暗箱操作。更何況北大也出臺了一系列的規章制度，從程序上來確保校長推薦制的公平和公正，至少字面上看是這樣。比如校長推薦的學生只是獲得了參加自主招生的機會，此外還要參加筆試、面試等考察，合格者方可享受降30分進入北大的資格；對校長實名推薦的學生信息以及推薦理由進行為期一周的公示；具有推薦資質的中學和獲推薦的學生，如存在弄虛作假等情形，一經發現，立即取消資格……

　　然而，倘若把北大的校長推薦制放到現實中來考量，它到底具有多大的普遍性，或者說它是否真能打破“一考定終身”的現狀，并為中國的高招改革找尋到一條出路，目前來看還很難說。

　　其實，在北大之前，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高校試行中學校長推薦優秀生源的制度，已經有四五年之久。雖然未聽說有什么不公平的暗箱操作，但也沒有取得多大程度的實質性突破。那么我們又有什么理由相信，北大的校長推薦制就一定能闖出一條高校自主招生的新路，繼而帶動所有高校一起，改變“一考定終身”的應試教育之弊？就憑北大的江湖地位？抑或憑39所中學校長的聲譽？這顯然不能服眾。

　　要想讓校長推薦制得到普遍推廣，至少需要兩個前提：一，程序化的制度保證。這個制度不僅是公示中學和校長名單，公示獲推薦學生的信息，而且要公示這些名單是如何通過公平競爭而獲得資格的，也就是說要讓民意參與整個推薦過程。因為作為公辦高校，其資源是公共的，理所當然要受到公眾的監督。二，社會誠信的信用前提。這個信用不單指向中學校長，而是更廣泛意義上的社會誠信度。當社會誠信不足以為校長推薦制提供起碼的信用前提時，大范圍推行只會帶來更多的不公。然而，在高考冒名頂替不時出現、高考舞弊案頻繁發生、校長貪污腐敗常有所聞的大環境下，期望由中學校長來建立教育誠信、推動社會誠信體系的完善，似乎有點一廂情愿。

　　以改革“一考定終身”的弊端而言，我們當然希望校長推薦制能“遍地開花”。但在社會誠信無法保證校長推薦制的公平、公正之時，北大的校長推薦制恐怕也僅僅是一項“有益嘗試”而已，并不具有普遍性和示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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