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招辦官方網站發(fā)布公示，在全國范圍內確定了39所中學作為北京大學2010年“中學校長實名推薦制”推薦中學。“上榜”名校手握五個推薦名額的北京四中劉長銘校長對媒體說，“我不敢保證學校今年一定有符合推薦標準的學生，如果沒有，我寧愿一個也不推薦。”對于這項明年就要付諸實踐的新舉措，劉長銘反復強調“寧缺毋濫”，他認為值得推薦的學生應該是可能成為像錢鐘書、吳晗這樣在某些方面表現出過人才華的特殊人才，而不是一般意義上“均衡”發(fā)展的優(yōu)等生。在他看來，“校長實名推薦”并非名牌大學為了爭搶優(yōu)質生源想出的新花招，而是對現有錄取制度的探索和補充。

　　真的，像錢鐘書、吳晗這樣的人要上不了他們應該上的學校，這對學校、他個人還有社會不是一個遺憾和悲哀嗎？而且教育的專業(yè)性，決定了它肯定希望培養(yǎng)它所要尋找的苗子。感謝現在有這樣有良心的了不起的教育家肩扛如此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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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怪才降分也難考上

　　問題：現在的高考錄取中已經有了“保送生”和“自薦生”，在您個人看來，“校長實名推薦”這種新的錄取方式有什么不同于以往的意義？

　　劉長銘：我們現在的高考制度是用一個尺度一張考卷去篩選一個非常龐大的考生隊伍，突出的是公平和效率。這種方式的弊端在于有利于所考核的幾個學科水平非常均衡的學生。這種方式導致考試對一些學生而言成了專門的“技術”，一旦考完了，之前所學的知識很快就淡忘了。經過高考選拔出來的是一個統(tǒng)計意義上的高水平的群體，但是，并不是只有各科目都能拿到高分的學生才有培養(yǎng)價值，相反，一些杰出人才有各自獨特的發(fā)展軌跡。

　　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其他的錄取方式進行補充，包括“自薦生”也是其中一種。但是每年北大會收到上萬份自薦材料，篩選工作很繁重，而作為大學來講可能又怕漏掉一些有潛質的學生，希望有更加了解學生的人負責任地讓他們直接進入下一個環(huán)節(jié)。

　　問題：您認為什么樣的學生才是值得推薦的？

　　劉長銘：我個人覺得應該推薦那些在某一方面有特別超常的才華，而在其他方面暫時略有不足的學生。他們在現有的教育體制中不能生存，但卻具備可貴的培養(yǎng)價值。而絕對不能為了提高學校考上北大清華的比例，就推薦那些可能降幾分能考上，不降分有危險的學生。“推良不推優(yōu)”是絕對不允許的。

　　不過，真要有這樣的學生，可能降一些分數對他的錄取影響也不大，像錢鐘書、吳晗這樣的，降幾十分也很難考上。

　　（注：錢鐘書數學等理科成績極差，報考清華大學時，數學僅得15分，但因國文、英文成績突出被清華大學外文系錄取。數學考了0分的吳晗則在1931年被清華大學史學系破格錄取。）

　　十年沒有就十年不推薦

　　問題：但是如果推薦了這樣的缺乏某些硬性條件，比如學科競賽名次的偏才甚至怪才學生，您的推薦很有可能會受到不公平的質疑，認為沒有把最優(yōu)秀的學生推薦出來。

　　劉長銘：我們的校長應該有承擔責任的勇氣。實際上，表面的公平限制了很多特殊人才的發(fā)展，因為他們按照現有規(guī)則很難進到高校里去。

　　我曾經也教過在數學物理的國際奧賽上拿金牌的學生，比如91屆的一個物理奧賽金牌得主，這個學生現在還在美國的國家物理實驗室做研究，那是一個素質很高的學生。但是我真的不認為在這種高強度的應試中得了高分，就表示這個學生的素質一定非常高。而且這些在競賽中取得成績的學生如果保送的話，應該僅僅保送到相關專業(yè)，而不是把競賽當成進入大學的“敲門磚”，讓拿了理科競賽金牌的學生去學經濟管理。這樣會強化一種參賽是為了上大學的意識。國外的高校在這一點上做得比較好，我之所以錄取你是因為你過去在這方面表現出了潛力。

　　當然，我現在沒有判斷好他們是不是就具有超常的才華。我們以前曾經推薦過一個孩子，是我們合唱團的團長，北大還真的錄取了，結果第二年就發(fā)現他的才能，給他做了一個工作室。

　　四中始終堅持一個原則：沒有就不推薦。如果十年發(fā)現不了一個這樣的學生，我們就十年不推薦。

　　問題：也就是說這五個名額并不是一定就得推薦五個學生。

　　劉長銘：對，寧缺毋濫。很可能不到五個甚至只有一個，不可能你這個學校每年都能出五個極具特殊才能的學生啊，這就荒唐了。

　　推薦信只寫“有故事”的人

　　問題：校長實名推薦在四中具體會怎么操作呢？

　　劉長銘：這個“推薦”是一種職務行為而不是我的個人行為，四中是極其慎重的，有一套嚴格的操作程序，最后簽字的是我，但是并不是我一個人作決定。它既代表學校的意志，也代表我個人的意志，更多的還是學校的意志,這涉及到學校的信譽問題。

　　我們會組織包括班主任、年級主任等在內的教學管理人員共同把關。每一個階段都會進行公示，任何人都可以質詢。在四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公示，甚至連增加住宿生都會公示。

　　就拿現在我給出國的學生寫推薦信來說，有兩個條件必須滿足，一是我對這個學生很了解，我們之間有過特殊的交往，我能講出和他之間的故事；二是一定要在校長辦公會上集體通過了，我才會寫。每年我大約只給3個學生寫推薦信，有學生寫好了直接拿來讓我簽字我絕對不會干，每封信都是我親自寫的。

　　問題：學校里能跟您“有故事”的學生多嗎？

　　劉長銘：不多。我去過倫敦的威斯敏斯特學校，這是一所非常著名的學校，但是只有幾百個學生，他們的校長解釋說，因為他只能認識這么多學生。他每天都和學生們一起吃飯，可以叫出每一個學生的名字。我們國內的學校那么大，那么多師生，校長可能連老師的名字都叫不全。

　　理想的錄取是效率兼顧個性

　　問題：因為是“校長實名推薦”，所以您很可能要為被推薦學生今后的發(fā)展負責，您覺得有壓力嗎？

　　劉長銘：這個責任是躲不開的。一個人的發(fā)展有很多變數，人是個混沌系統(tǒng)，有很多因素都在起作用，老師不是算命先生，不可能預測出學生一生的發(fā)展情況。過去每三年我們會到大學進行一次追蹤調查，了解四中到清華、北大的“保送生”是其中的內容之一，從目前來看，反饋回來的情況都非常好。

　　問題：您認為最理想的錄取方式是什么樣的呢？

　　劉長銘：從理論層面上來說，我認為國外大學的錄取方式是比較科學、合理的。但是從實際操作來看，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太困難了，一個個去和學生面談，幾乎是不可能的。而我們現在的高考是一種高效率、低成本、比較公平的方式，但是兼顧不了個性化，而人是有個性的。

　　所以應該結合這兩種模式，逐步完善推薦、保送加考試的方式，一方面發(fā)掘個性化的有特殊才能的考生，但大部分應當是通過筆試入學，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貧困落后地區(qū)的孩子也能夠獲得上大學發(fā)展的機會，也許這些孩子里面還會有像崔琦那樣的大科學家（記者注：崔琦是199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之一，出生于貧困的河南農村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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