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羅堅科挨個往下念，每念一個就停幾秒鐘，好讓到會的人記住這些熟悉的名字。

　　“波利托夫斯基，斯塔尼斯拉夫·濟格蒙多維奇，火車司機，三十六年工齡。”

　　大廳里發出一片贊同聲。

　　“柯察金，阿爾焦姆·安德列耶維奇，鉗工，十七年工齡。”

　　“勃魯扎克，扎哈爾·瓦西里耶維奇，火車司機，二十一年工齡。”

　　大廳里的聲音越來越大了，西羅堅科繼續往下念，大家聽到的都是那些始終同鋼鐵和機油打交道的產業工人的名字。

　　當第一個簽名的人走上講臺的時候，大廳里立刻鴉雀無聲了。

　　波利托夫斯基老頭講起自己一生的經歷，怎么也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

　　“……同志們，我還能說些什么呢？過去舊社會當工人的，日子過得怎么樣，大家都清楚。一輩子受壓迫受奴役，到老了，窮得像叫化子，兩腿一伸了事。說實在的，革命在這兒剛鬧起來那陣子，我想我老了，歲數大了，拖家帶口的，入黨的事也就放過去了。我倒是從來沒幫過敵人的忙，可也沒怎么參加戰斗。一九○五年在華沙的工廠里參加過罷工委員會，跟布爾什維克一起鬧過革命。那個時候我還年輕，干什么也干脆。老話還提它干什么！列寧死了，這對我的心打擊太大了，我們永遠失去了自己的朋友和知心人。什么歲數大不大，我哪能再說這話！……我不會講話，有講得好的，讓他們講吧。反正有一點我敢保證：永遠跟著布爾什維克走，絕不含糊。”

　　老司機那白發蒼蒼的頭倔強地晃了一下，白眉毛下面兩只眼睛射出堅定的目光，一眨不眨地注視著大廳，好像在等待大家的裁決。

　　黨委會請非黨群眾發表意見，沒有一個人提出異議。表決的時候，也沒有一個人反對吸收這個矮小的白發老人入黨。

　　波利托夫斯基離開主席臺的時候，已經是一名共產黨員了。

　　會場上的每一個人都懂得，現在發生的事情是不同尋常的。老司機剛才講話的地方，現在站著身材魁梧的阿爾焦姆。

　　這個鉗工不知道該把他的大手往哪里放，就老是擺弄手里那頂大耳帽子。他那件衣襟磨光了的羊皮短大衣敞開著，露出里面的灰色軍便服，領口上整整齊齊地扣著兩顆銅鈕扣，這使他顯得像過節一樣整潔。他把臉轉向大廳，突然看到了一張熟悉的婦女的面孔：在被服廠那群工人中間坐著石匠的女兒加莉娜。她對阿爾焦姆寬恕地笑了一下。她的微笑中包含著對他的鼓勵，嘴角上還露出一種含蓄的只能意會的表情。

　　“講講你的經歷吧，阿爾焦姆！”他聽到西羅堅科說。

　　阿爾焦姆不習慣在大會上發言，不知道從哪里講起才好。

　　只是到現在他才感到，不可能把一生中積累的一切全講出來。

　　詞句老是連貫不起來，加上心情激動，就更說不出來了。這種滋味他還從來沒有體會過。他清楚地意識到，他的生活已經開始發生急遽的轉折——他阿爾焦姆，正在邁出最后的一步，這一步將使他那艱辛的生活變得溫暖，獲得新的意義。

　　“我母親生了我們四個。”阿爾焦姆開始說。

　　會場上很肅靜，六百個人聚精會神地聽著這個高個子、鷹鉤鼻、濃眉大眼的工人講話。

　　“我母親給有錢人家當傭人。父親什么樣，我記不大清了，他跟母親合不來，酒喝得很兇。我們跟著母親過日子，她養活那么多張嘴，可真不容易。東家管飯，她一個月才掙四個盧布，就為這幾個錢，她天天起早貪黑，腰都累彎了。我總算好，有兩個冬天上小學，學會了看書寫字。滿九歲那年，母親實在沒法，只好打發我到一家小鐵工廠去當學徒，只管飯，白干三年，不給工錢……老板是個德國人，叫費斯特，他嫌我小，不愿意要，后來看我長得結實，母親又給我多報了兩歲，才把我收下。我給他干了三年，他什么手藝也沒教給我，盡支使我干雜活，給他打酒。他一喝起酒來就不要命。撮煤叫我去，搬鐵也叫我去……老板娘也把我當成小奴隸，叫我倒尿罐，削土豆皮。他們倆動不動就踢我一腳，常常是無緣無故的，他們就是這個脾氣。因為老板常喝醉酒，老板娘對誰都沒好氣，稍微有點不如意，就打我幾個嘴巴子。有時候我跑到街上，可是我能往哪兒逃呢？苦水能向誰吐呢？母親離我有四十俄里，再說她那兒也沒有我安身的地方……在廠里也一樣。管事的是老板的弟弟。這個畜生專愛拿我開心。有一回，他指著墻角放鐵匠爐的地方，對我說：‘去把那個鐵套圈給我拿來。’我跑過去，伸手就拿，哪知道鐵圈剛從爐子里夾出來，打完了，扔在地上的，看著是黑的，手剛碰上，皮都燙掉了。我痛得大哭大叫，他卻在那兒哈哈大笑。我實在受不了這種折磨，就跑回母親那兒去了�？伤�也沒地方安頓我，只好又把我送回德國人那兒。一路上她光是哭。到了第三年，他們開始教我一點鉗工技術了，但是還照樣打我。我又跑了，一下子跑到舊康斯坦丁諾夫，進了一家灌香腸的作坊。在這個作坊整天洗腸子，像條狗似的又過了不到兩年。后來老板耍錢把家當輸得精光，四個月不給我們工錢，不知道溜到哪兒去了，我就離開了那個鬼地方。我搭上火車，到了日美林卡，下了車就去找活干。感謝機車庫的一個工人，他很同情我。他聽我說多少會點鉗工，就說我是他的侄子，央求上司把我收下。他看我個子高，給我報了十七歲。就這樣，我給鉗工打下手。后來我轉到這兒來干活，已經有九個年頭了。我過去的情況就是這樣。在這兒的這一段，你們全都知道。”

　　阿爾焦姆用帽子擦了擦前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現在，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也是最難講的事要說，不能等著別人發問。他緊皺著濃眉。繼續講下去：“人人都會問我，為什么革命烈火剛燒起來的時候，我沒有成為布爾什維克？對這個問題，我能說些什么呢？說老吧，我還早著呢。我只能說，我是今天才找到自己的這條路。我有什么可隱瞞的呢？以前就是沒有看清路。早在一九一八年，舉行反德大罷工的時候，就應該走上這條路。有個水兵，叫朱赫來，跟我談過不止一次。直到一九二○年，我才拿起槍來戰斗。后來戰爭結束了，白匪給扔進了黑海。我們就轉回來了。我成了家，有了孩子……一頭鉆到家務事里去了。現在，我們的列寧同志逝世了，黨向我們發出了號召，我回頭看看自己的生活，看清楚了我一生中缺少的是什么。單單保衛過自己的政權是不夠的，我們應該一致動員起來，接替列寧，把蘇維埃政權建設成鐵打的江山。我們都應該成為布爾什維克——黨是我們的黨嘛！”

　　阿爾焦姆結束了自己樸實而又極其真誠的發言，他為自己那不尋常的措詞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同時像從肩上卸下了重擔似的，挺直了身子，等待大家提問題。

　　“也許，有人想要問點什么吧？”西羅堅科打破了沉默。

　　會場里的人晃動起來，但是暫時還沒有人說話。一個下了機車就來開會的、黑得像甲蟲一樣的司爐干脆利落地喊道：“還有什么可問的？難道咱們還不了解他嗎？把黨證給他就得了。”

　　矮壯的鍛工基利亞卡又熱又緊張，臉漲得通紅，他用傷了風的沙啞聲音說：“這種人是不會出岔子的，他會成為一個堅強的同志。表決吧，西羅堅科！”

　　后面共青團員座席上站起一個人來，由于光線很暗，看不清是誰，他說：“讓柯察金同志說說，他為什么讓土地纏住了，種地會不會使他喪失無產階級意識。”

　　會場上掠過一陣輕輕的、不以為然的議論聲。有個人出來指責那個小伙子說：“講簡單點，別跑到這兒來賣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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