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站上列車不間斷。德國人在撤退。他們從四面八方匯合到這里，然后分批登車離去。據說，離這里二十俄里的地方，起義者和撤退的德軍在交戰。你是知道的，德國也發生了革命，他們急著回國去。火車站的工人快跑光了。像要出什么事，我說不上來，可心里惶惶然不可終日。等你的回信。

　　愛你的　冬妮亞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２９日

　　激烈而殘酷的階級斗爭席卷著烏克蘭。愈來愈多的人拿起了武器，每一次戰斗都有新的人參加進來。

　　小市民過慣了的那種安寧平靜的日子，已經成為遙遠的往事了。

　　戰爭的風暴襲來，隆隆炮聲震撼著破舊的小屋。小市民蜷縮在地窖的墻根底下，或者躲在自家挖的避彈壕里。

　　佩特留拉手下那些五花八門的匪幫在全省橫沖直撞，什么戈盧勃、阿爾漢格爾、安格爾、戈爾季以及諸如此類的大小頭目，這些數不清的各式各樣匪徒，到處為非作歹。

　　過去的軍官、右翼和“左翼”烏克蘭社會革命黨黨徒，一句話，任何一個不要命的冒險家，只要能糾集一批亡命徒，就都自封為首領，不時還打起佩特留拉的藍黃旗，用盡一切力量和手段奪取政權。

　　“大頭目佩特留拉”的團和師，就是由這些烏七八糟的匪幫，加上富農，還有小頭目科諾瓦利茨指揮的加里西亞地方的攻城部隊拼湊起來的。紅色游擊隊不斷向這幫社會革命黨和富農組成的烏合之眾沖殺，于是大地就在這無數馬蹄和炮車車輪下面顫抖。

　　在那動亂的一九一九年的四月，嚇得昏頭昏腦的小市民，早上起來，揉著惺忪的睡眼，推開窗戶，提心吊膽地詢問比他起得早的鄰居：“阿夫托諾姆·彼得羅維奇，今天城里是哪一派掌權？”

　　那個阿夫托諾姆·彼得羅維奇一邊系褲帶，一邊左右張望，惶恐地回答：“不知道啊，阿法納斯·基里洛維奇。夜里開進來一些隊伍。等著瞧吧。要是搶劫猶太人，那就準是佩特留拉的人，要是‘同志們’，那一聽說話，也就知道了。我這不是在看嗎，看到底該掛誰的像，可別弄錯了，招惹是非。您知道嗎，隔壁的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維奇就是因為沒看準，糊里糊涂地把列寧的像掛了出去。剛好有三個人沖他走過來，沒想到就是佩特留拉手下的人。他們一看見列寧像，就把格拉西姆抓住了。好家伙，一口氣抽了他二十馬鞭，一邊打一邊罵：‘狗雜種，共產黨，我們扒你的皮，抽你的筋！’不管格拉西姆怎么分辯，怎么哭喊，都不頂事。”

　　正說著，有一群武裝人員沿著公路走來。他們倆看見，趕緊關上窗戶，藏了起來。日子不太平啊！……

　　至于工人們，卻是懷著滿腔的仇恨瞧著佩特留拉匪幫的藍黃旗。他們還沒有力量對抗“烏克蘭獨立運動”這股沙文主義的逆流。只有當浴血奮戰的紅軍部隊擊退佩特留拉匪幫的圍攻，從這一帶路過，像楔子一樣插進城里的時候，工人們才活躍起來。親愛的紅旗只在市參議會房頂上飄揚一兩天，部隊一撤，黑暗又重新降臨了。

　　現在這座小城的主人是外第聶伯師的“榮耀和驕傲”戈盧勃上校。昨天他那支兩千個亡命徒的隊伍趾高氣揚地開進了城。

　　上校老爺騎著黑色的高頭大馬走在隊伍的前面。盡管四月的太陽已經暖烘烘的了，他還是披著高加索氈斗篷，戴著扎波羅什哥薩克的紅頂羔皮帽子，里邊穿的是切爾克斯長袍，佩著全副武裝：有短劍，有鑲銀馬刀。

　　戈盧勃上校老爺是個美男子：黑黑的眉毛，白白的臉，只是由于狂飲無度，臉色白里透著微黃，而且嘴里總是叼著煙斗。革命前，上校老爺在一家糖廠的種植園里當農藝師，但是那種生活寂寞無聊，根本不能同哥薩克頭目的赫赫聲勢相比。于是，這位農藝師就乘著濁流在全國泛濫的機會，浮游上來，成了戈盧勃上校老爺。

　　為了歡迎新來的隊伍，城里唯一的劇院正在舉行盛大的晚會。佩特留拉派士紳界的全部“精華”都出席了：一些烏克蘭教師，神甫的大女兒、美人阿妮亞，小女兒季娜，一些小地主，波托茨基伯爵過去的管事，自稱“自由哥薩克”的一幫小市民，以及烏克蘭社會革命黨的黨徒。

　　劇場里擠得滿滿的。女教師、神甫的女兒和小市民太太們穿著鮮艷的烏克蘭繡花民族服裝，戴著珠光寶氣的項鏈，飾著五彩繽紛的飄帶。她們周圍是一群響著馬刺的軍官。這些軍官活像古畫上的扎波羅什哥薩克。

　　軍樂隊奏著樂曲。舞臺上正在忙亂地準備演出《納扎爾·斯托多利亞》。

　　但是沒有電。事情報告到司令部上校老爺那里。上校老爺正打算光臨今天的晚會，為晚會錦上添花。他聽了副官（此人原是沙皇陸軍少尉，姓波良采夫，現在搖身一變，成了哥薩克少尉帕利亞內查）的報告以后，漫不經心但又威風凜凜地下命令說：“電燈一定要亮。你就是掉了腦袋，也要給我找到電工，立即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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