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擇校,名校、主管部門和培訓機構事實上已經形成了某種利益集團,分享巨額經濟利益。取消擇校是動了它們的“奶酪”,阻力巨大。但是,改革本就意味著利益格局的調整,應當從社會的整體利益出發

　　記者:解決擇校問題的時間表在一年一年推后。難以解決的原因是“難為”,還是“不為”?“小升初”背后最難以觸動的“硬骨頭”到底是什么?

　　楊東平:取消變相的重點學校制度、縮小學校差距、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法律、《教育規劃綱要》有明確規定和具體要求,各地也有許多行之有效的經驗和方法,擇校熱完全可以解決。北京市的情況,“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解決惡性擇校競爭,有理念和價值觀方面的問題,有許多觀念需要撥亂反正,如“義務教育也要培養拔尖創新人才”、“均衡發展不能削峰填谷、降低教育質量”等。更重要的是利益機制問題。圍繞擇校,名校、主管部門和培訓機構事實上已經形成了某種利益集團,分享巨額經濟利益。取消擇校是動了它們的“奶酪”,阻力巨大。但是,改革本就意味著利益格局的調整,應當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辦人民滿意的教育。

　　因此,關鍵還是看政府能否依法行政、依法治教,旗幟鮮明地堅持義務教育的基本價值,保障教育公平,維護義務教育的正常秩序。這需要通過廣泛的社會參與,建立一種新的教育治理機制。要明確各級政府的不同責任,實行教育信息公開,建立可監測、可追蹤的評價指標,以及實行教育問責。北京市已經與教育部簽了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備忘錄,并與各區縣簽了責任書,目標是到2015年實現“基本均衡”。但如何實現、測量、問責,并沒有規定和說明。

　　程方平:教育問題難以解決,必定與體制和管理相關。教育質量關鍵在于一個學校的教師群體素質。許多國家都通過教師流動解決學校發展不均衡的問題。在我國一些地區,成功的關鍵是解決了區域內教師工資標準的統一問題。而在不少地方,城鄉學校、重點與薄弱學校之間教師收入的差距會達到1—2倍,薄弱地區與薄弱學校教師的其他待遇和發展機會也遠遜于城市學校與重點學校,在實際收入、學習進修、住房和生活條件等方面,均未能解決教師的后顧之憂,致使教師流動不起來,薄弱校的發展難有實效。

　　在不少中小學的支出總額中,政府常規投入不足50%,其他都要靠社會集資,致使一些學校越來越不像公立學校,更像是公辦民助的私立學校

　　記者:很多人認為,“沒有考試”催生了“小升初”背后那若干“衡量標準”,如果回到從前,經過若干考試選拔出適合的學生是不是最“公平”?

　　楊東平:面對權力、金錢的侵襲,許多家長都認為分數標準最公平,要求回歸考試入學的呼聲很高。但是,這有違《義務教育法》免試、就近入學的基本法理,實際上是在維護重點學校制度,加劇學校和學生的分層。因而,不應往后退,還是要向前看,通過真正取消變相的重點學校制度、取消升學率競爭,以及改革中考制度,實行重點高中指標下放等措施,推進義務教育階段的免試就近入學,使“小升初”如同四年級升五年級一樣。這是世界各國義務教育的基本現實,我們有什么理由永遠落后下去呢?

　　程方平:按理說,9年義務教育,就是要保證所有適齡學生沒有門檻地就近升入初中,公立學校不應另立額外的標準,也不應通過超編收取學生籌集資金。問題的關鍵在于,現在的所謂優質校生源編制很模糊、劃片不合理,近處的學生因劃片進不來,“內控”的名額又使有錢有權的外來者可以長驅直入。政府的教育撥款可以保障教師基本工資和常規教學,但學校還要在基建、教師進修、教師收入等方面自謀渠道。據不完全統計,在不少中小學的支出總額中,政府常規投入不足50%,其他都要靠社會集資,致使一些學校越來越不像公立學校,更像是公辦民助的私立學校。出現這些問題的責任不在學校和校長,在于我們的投入、管理及標準制定存在問題,需要務實求真地加以解決。若這些問題和隱患不解除,學校為了“生存”會將困難轉嫁于家長和學生,又會生出其他莫名其妙的標準來。

　　由此可見,“小升初”的問題并非單純的升學問題,其背后有十分復雜的原因與問題,必須加以分析和梳理,在政府的主導下從根上加以解決,保證國家所辦的學校成為教育公平、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均衡發展的主力和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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