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減負令成為“開學大禮包”并不是新鮮的事兒，近年來，在中國的很多地區，中小學開學季往往都是各地政府集中出臺“減負新規”的時機。但是，在眾多“史上最嚴”、“狠招減負”的政策之后，孩子們的書包卻從“雙肩背包”升級為“拉桿箱”，減負規定也多被社會指責為“雷聲大，雨點小”的“政策秀”。

　　然而，與以往學生減負多為缺乏問責的“口頭禁令”不同，有評論認為，此番各地細致入微的“減負新政”可謂直指要害，刀刀見血，可操作性明顯加強。

　　以北京為例，北京在嚴格限制學校每周課時總量之后，還特別要求，不得增加考試科目的課時或者減少、挪用體育、音樂、美術、綜合實踐活動等非考試科目的課時。此外，還有諸如“五六年級作業不超1小時”，“小學不搞全校期中考試”細致規定。但是在一些專家看來，這些看似“犀利”的新規還是沒有觸及“減負”的內涵。

　　“學生怕的不是課外作業的量大，而是作業內容本身存在的枯燥、乏味、重復的問題，此外，作為一種教學參考和反饋，考試本身不存在問題，問題是在升學的壓力下，如今考試的功能發生了變化。”熊丙奇分析，與其限制作業量，不如多一些能夠引起學生興趣，啟發創新能力的課外調研作為課外作業，與其削減考試，不如改革“向分數看齊”的教育觀。

　　“中國式減負”越減越累政府的越位與缺位

　　從1988年，國家教委發布《關于減輕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問題的若干規定》，到2000年教育部發出的《關于在中小學減輕學生過重負擔的緊急通知》，再到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對于學校減負的規劃。自1987年中國提出素質教育的概念以來，“減負”已成為中國中小學推進“素質教育”路上一道繞不開的坎兒。

　　幾十年來，“減負”已成了中國各級教育部門三令五申的老話題，然而三令五申換來的卻是“學生越減越累”的尷尬，政府部門每次出臺的“減負令”也造成了學校怕、孩子憂、家長怨的尷尬局面。

　　“一個健康的教育環境中，政府發的禁令越少越好，政府頻繁發出禁令，其實是對學校辦學自主權的干涉。”對于政府在“減負”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熊丙奇表示，相較于接二連三的“禁令”相比，政府更應該做的是切實推進義務教育均衡和推進中高考制度改革。

　　熊丙奇稱，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縮小義務教育階段學校的辦學質量、辦學條件差距，這是政府從根本上解決“減負”難題的第一個工作。“如果義務教育大致均衡，‘擇校熱’消除，家長也就不必為應對‘幼升小’‘小升初’測試，過多地給孩子上特長班、輔導班。”

　　此外，熊丙奇說，“教招考”一體的中高考制度，讓考試成為中小學教育的指揮棒，以及高等教育選拔人才的唯一通道。學校為了升學率自然會給老師和學生加大課業壓力。推進中高考制度改革，落實學校的自主招生，建立多元評價體系，這是政府需要抓緊做的。“目前單一的評價體系中，即使政府減負令不斷，也很難讓家長、學校，甚至學生自己對‘減負’抱有理性思考。推薦：內蒙古中小學生全部享受“兩免一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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