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表現在斗爭提出的目標上，首先是“自治”，在以后的“非暴力”運動中逐漸提出“獨立”；所謂“自治”就是在隸屬于英國統治的情況下，民族資產階級行使一些權力。這不能簡單理解為它的妥協性。從當時的情況來看，英國在印度殖民統治了半個多世紀，殖民機構基本穩定。而且印度是大英帝國在遠東的殖民中樞，殖民統治力量相當強大，要一下子實現“獨立”是不現實的，更容易遭到英國殖民當局的反對。而“自治”比較現實，相對而言，它比較溫和，容易被英國接受。而隨著英國自身力量的衰弱、印度民族資產階級的壯大，在第二、第三次“非暴力”運動中逐漸提出了完全“獨立”的口號。這種由“自治”到“獨立”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實事求是的精神，在當時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最后，軟弱性、妥協性。當然，甘地把非暴力作為宗教信仰和不可更改的原則，明顯地具有種種弊病和缺陷，對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產生了一些消極影響。如絕對的非暴力不可能實現；貶斥一切暴力，給群眾運動制定清規戒律，不準越雷池一步，必然束縛群眾的積極性；如果只要發生暴力就停止運動，必然挫傷士氣，喪失革命時機，延長革命過程；群眾性自苦和自我犧牲，總有時間和環境的局限性；在暴力的鎮壓下，徒手的抵抗只能足無謂的犧牲；非暴力的宗教色彩迎合了群眾的蒙昧落后意識，不利于群眾的真正覺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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