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文如其人。”不錯，閱讀時總有此種體驗：朗讀唐詩宋詞，體會到李白的狂放、杜甫的憂國憂民;品讀近現代文學作品，仿佛看見海子的不羈，林徽因的柔中帶剛……文章與作者本人總是相似的，好像父母與孩子，血脈思維息息相通。

　　但，總有例外。

　　金人元好問就認為“文章寧復見為人”，作品有時甚至會背離人品，呈現出虛偽的作者，這又作何解呢?

　　實際上，這兩種理論并不矛盾。性情確實影響文章，但影響的是“心文”。這種文章本就是作者抒發內心世界所作，字字皆關情。書寫之時，作者力求將內心的所感所思用有限的文字極力展現，恨不得泣血成句。如此寫成的文章，常常帶著某種歷史也抹不去的光輝。就好像《報任安書》，哪怕讓一個早將司馬遷的故事爛熟于心的人來閱讀，心痛也是免不了的。

　　與之相對的是“用文”。這種文章總有某種實際用途。高尚但貧困的作家可能寫下流作品換稿費糊口，小人則以修飾之文博取功名。這種文章，如何不背離作者人品?

　　兩種文章魚龍混雜，被蒙騙是免不了的，因此，我們才要賞之以文，考之以史。

　　“賞”，文章是“賞”的。我們閱讀，便是在欣賞，欣賞文辭佳句，并試圖從字里行間拼湊出作者的形象。但這形象也只作欣賞用，若拿來作嚴謹的論述，未免太過輕率。在未分清心文與用文之前，這個形象只是我們的美好期望，并非作者本身。此時，考之以史就是必要的了。史料中記載的作者生平、他人評價是比文章更直接的存在。就像一句打獵俗語所說：“熊大窩里怎樣，才是怎樣。”作者在生活中怎樣，人品才怎樣。

　　高尚的作者無論是在生活中還是心文中均是高尚的，此時考之以史能更深地剖析他的精神內涵，將他的文章與人品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是有益無害的。而就算遇上用文，我們也能了解到個中緣由，作出客觀的評價。偽造者在史料面前是無處遁形的，花言巧語的功名，騙得了一世，騙不了百世。

　　賞之以文，但文章并不是全部;考之以史，史文結合，作者的真實才清晰浮現。以如此客觀之態度品讀古今作品，我們才能真正了解作者，獲得超越區區一紙文字的精神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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