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封建王朝君主之用道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西周“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從春秋戰國混戰，商鞅輔政變法、秦始皇統一天下，到1911年辛亥革命——在這長達三千年之久的封建統治中，先后涌現出夏、商、周、秦漢、新、晉、隋、唐、宋、元、明、清十三個大王朝。當年，秦始皇一手創立秦帝國，自號“皇帝”，欲使秦傳之萬世無窮。的確，每一個君王皆希望自己親手締造的大帝國永世昌盛，亦為此耗盡心血。古人說：“不以規矩，不成方圓”。構建一個龐大的封建體系，國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操控國法的人——一國之君，乃船之船長，發號施令。其用道之策，亦為千年熱題。

 

　　中國思想最蓬勃的時期，要數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各國長期撕殺，使得眾多有志之士自研學說，奔走他鄉，欲助國君宏圖大業。于是，一批思想學說如雨后春筍齊發，張現出活躍的生命力。以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為主，輔之名家、陰陽家、縱橫家、農家……各立學著說，形成一派，到處教學游說。往后的中華大地，無一不汲取這些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學術精華。

 

　　而治國之道，主要是儒、法、道三家并驅。法家主張法治，嚴刑督國，反對禮治；道家以“清靜無為”為主題，提倡“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的小康生活；儒家則以“仁愛”為本，主張禮治安邦。三家各有一番說理，常常此起彼伏于君權手中。

 

　　縱觀中國歷史長河，多數君王是儒表法里。在過渡中，三家應時而生，道所不同。其融合之度，常有驚人巧合。

 

　　以漢朝說例。西漢自經吳楚七國之亂，社會動蕩不安。文帝、景帝奉循黃老學說，休養生息，輕徭薄役，使社會基礎大大增加，國力雄厚。這三十多年的“文景之治”，很大程度上為后來漢武帝南征北伐、擴充疆域奠定了堅實基礎。公元前140年（建元），劉徹登基，成為千古一帝漢武帝。執政初期，迫于霍太后掌權、好黃老學說，漢武帝未敢重用儒生。等到霍太后去世，漢武帝立改治國之道，采納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爭討匈奴、開辟西域。漢武帝孜孜不倦，開創了又一個盛世。然而窮兵黷武，造成國庫消耗大，民負增重。到了宣帝時期，漢宣帝以法治國，以史為鑒，再度出現“昭宣中興”。這也是西漢繁盛的尾聲。

 

　　一個王朝，是歷史的縮影。法、道、儒三家相生相克，相輔相成。法家，乃強國之道。昔管仲以法治國，使齊國成為大國，齊恒公一躍霸主之位。諸葛亮嚴刑厲法，使蜀漢生生不息。法家之治，可以使一個小國迅速爆發成超級大國，所向無敵，一統江山。但等到國家一定，多年的戰爭侵蝕社會底層，民不聊生。反之，黃老學說亦應運而生。道家，乃養國之道。西漢初年，蕭規曹隨，百姓安居樂業。道家之治，在于不擾民，任由社會自然恢復發展，韜光養晦。可當財富積累過多，也會引起一系列問題。于是，又該儒家上手了。儒家，乃固國之道。歷代君王，終要以孔孟學說來教化百姓，規范禮樂制度。經過一代代傳承發揚，儒學已形成一個龐大體系，是取之無盡的寶庫。它與時俱進，永遠都有自己獨到的一套治國方法，貫穿著“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對鞏固封建統治起了穩定作用。儒家之治，歸于升華凝聚國民思想，營建和諧的環境，促進國家繁榮。

 

　　《易經》云：“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治國之法，如同治水，既不可拘泥于掌故，亦不可妄意輕信人言。百王之變法，日日為信，身為一國之君，應動善時，根據不同情況施以不同政策。調整國法，主心在天子一人之手。上行下效，正所謂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回顧歷史，中國也曾有書呆子君主，一味托古改制，沒有因時做事。其中，最著名的要數新朝皇帝王莽了。他率領一幫儒生，按《周禮》將國法改得一塌糊涂，使社稷毀于一旦。

 

　　中國封建王朝君主之用道可謂變化無窮。然萬變不離其宗，治國之道皆為鞏固王權，穩定江山社稷。其用道之精髓，留給后人豐富寶貴的紙質、精神財富，引領我們不斷探索思考，發尋更好的治國學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