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兩方面都深受影響，并且相互產生作用，這對完成生態環保目標任務帶來了挑戰。短期內，在疫情防控壓倒一切的大局面前，生態環保和經濟都應服從防疫的需要，及時調整和加大相關領域的工作力度。但從應對的角度看，我們不能讓疫情牽著鼻子走，任由疫情影響環境和經濟。要繼續堅定生態文明建設的方向，堅決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實現經濟發展與生態環保兩者間的有機平衡。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經濟受疫情影響而出現波動的檔口，生態環保應有所為有所不為，要全力助力減緩疫情造成的經濟沖擊，要為經濟雪中送炭，堅決遏制“疫情”向經濟領域的蔓延和擴散。

 

　　疫情可能對生態環境保護帶來哪些影響？筆者認為，在生態環境質量方面，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口罩、防護服等醫療防護用品使用量激增，隨之直接產生大量的醫療垃圾，對垃圾分類、處理和相關的生態環境保護（水、固廢等）提出額外的需求。特別是在部分疫情嚴重的重點疫區，無論是地方生態環境部門，還是相關行業和單位，短期內都將在生態環境保護上面臨較大壓力。

 

　　在消費排放方面，為防控疫情，全國基本暫停了餐飲堂食、娛樂等集聚型的第三產業經營場所，其結果是造成經濟產出的直接影響外，還將改變消費模式：一是向居家消費轉變；二是向在線消費轉變；三是消費變得更為分散和碎片化。這些變化就導致社區和家庭的消費排放激增，從而使生活污水排放、用電用能、生活垃圾等方面的排放出現快速增長，進而對相關的環境治理造成壓力。

 

　　在生產排放方面，短期而言疫情會帶來三方面影響。一是受疫情影響，部分制造業停工停產，各種交通出行下降，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排放對環境的壓力，這是好的一面。二是為了應對疫情防控的需要，防護用品企業正在開足馬力加班加點恢復和擴大生產，隨著疫情持續時間的加長，這部分企業的污染排放可能會增加相應地區完成生態環境保護指標的壓力。三是隨著疫情的持續，部分城市（特別是大城市）將大量發展居家經濟，包括居家辦公、居家教育、居家服務等，從而加大家庭和社區固廢排放。長期而言，當疫情過后，如果生產投資和消費雙雙出現“報復性”增長，將造成排放的大幅反彈，屆時，可能會增加生態環境保護壓力。

 

　　在資源利用方面，疫情發生之后，生產消費出現短暫停頓。相比往常，一季度的資源整體利用水平將明顯下滑，包括用能用電用水、交通運輸等，這對緩解資源利用上的壓力是有好處的。但與此同時，當疫情過后，如果生產和消費雙雙出現“報復性”增長，可能會加劇資源供需的矛盾，引發資源利用上的緊張局面。

 

　　總體而言，疫情防控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較為平穩的，但局部將出現結構性挑戰：部分地區和部分產業的排放增多；疫情防控結束之時將可能出現排放高峰，產生環境壓力。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之年，也是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決勝之年。一方面，要防止因短期的疫情防控，而忽視長期的污染防控，打亂既定的生態文明建設節奏。另一方面，生態環境保護是一項長期戰略，短期而言，要全面服從疫情防治的大局和工作需要，將污染防治工作與疫情防治相結合，做到防疫和防污兩不誤。

 

　　近期來看，要及時向疫情防控相關領域轉移，預防因疫情產生的醫療垃圾、污水等污染的擴散，防止疫情向生態環境領域的延伸。同時，盡快研究制定野生動物保護條例（法），嚴禁野生動物的交易、運輸和食用；繼續貫徹全面實施垃圾分類制度，嚴格執行垃圾的科學分類。從源頭和末端斬斷疫情的生產鏈，堅決遏制二次疫情的發生。

 

　　要兼顧疫情防控的需要，尤其是兼顧戰略性防護物資生產、運輸等方面的需要。在確保安全和法定環境標準的前提下，對特殊地區、特殊行業和特殊企業、單位給予一定的“環境豁免”，特事特辦，在戰疫期間實行靈活的環境管理制度。隨著全社會環境衛生意識的進一步提高，相關環衛用品很可能是繼防疫物資之后出現供應緊張的下一種物資。對此，有必要提前布局，通過財稅、金融、科創等方面政策，鼓勵更多資本和企業加入到生態環境保護產業中，以應對生態環保發展的需要。

 

　　要充分考慮疫情防控期間的特殊性，繼續以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要繼續關注各類生產主體，尤其是中小企業復工復產的生態環保訴求，在相關手續辦理、執法監管等方面進一步提高效率，減輕企業負擔，服務好企業發展。在環境經濟領域，大力開展減負和增利行動，最大程度降低環境稅、排污權交易等環境經濟政策工具的定價水平，降低環保經濟成本，同時通過綠色金融手段加大環保投資的支持力度，刺激和引導經濟全面復蘇。

 

　　現有科學研究已表明，疫情與“ 自然”“ 生態”有著莫大的關聯，歸根到底在于過度強調唯物質增長的經濟發展模式，忽視了經濟與環境、人與自然之間的有機、和諧、共生關系。此次疫情的發生再次給我們敲響警鐘，必須深刻反思當前的發展模式和發展理念，徹底扭轉不尊重自然、輕視生態環境保護的制度、政策和做法。有必要從生態環境保護角度審視現有相關制度，尤其是在野生動物保護方面，要在制度的系統性、合理性、科學性以及操作性等層面進行完善和調整，將生態文明理念真正地落實到社會經濟發展的各個領域，真正地與現有的各項法律制度相銜接。

 

　　筆者建議，中長期有必要在經濟金融領域形成定期開展包括生態環境風險壓力測試在內的有效機制，并大力推動經濟金融部門的生態環境風險管理能力建設。同時，進一步強化綠色金融的發展，推動金融與生態環境保護的激勵相容，發揮金融在發現、識別、預防、監督和應對生態環境衛生風險方面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