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荒誕的是，鼠類等野生動物被林業部門批準進行馴養、繁殖、利用，然而農業部門卻無法對其進行檢驗檢疫，食用的潛在危險極大。

　　《動物檢疫管理辦法》規定：“動物檢疫的范圍、對象和規程由農業部制定、調整并公布”。公開信息顯示，目前我國農業部門只頒布了生豬、家禽、反芻動物、馬屬動物、犬、貓、兔、蜜蜂等約10種動物的產地檢疫規程，野豬、野禽等可對應參照上述規程進行產地檢疫。這就意味著，絕大多數動物無法進行檢疫。

　　專家表示，動物檢驗檢疫的標準確實“很令人頭疼”。一方面，人類對野生動物所攜帶的病毒及其傳播方式的了解十分有限，無法制定相關依據；另一方面，從公共衛生安全角度來看，不應該允許相當一部分動物進行經營利用，更不能為其制定檢疫標準。

　　“基本淪為一個擺設了。”林業部門一位長期負責野生動物保護的專業人士表示：“野生動物種類太多了，一百多種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省重點也有一兩百種，還有數量更多的‘三有動物’、沒有列入保護名錄的動物。沒法檢，不知道檢什么東西，根本弄不到位。”

　　呼喚飲食“文明”

　　2月1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表示，已部署啟動野生動物保護法的修改工作。宣布修改法律，是對民聲民怨的積極回應。

　　專家學者認為，目前我國野生動物的數量銳減、公共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根源在于對野生動物的濫用。通俗地說，就是受到了大自然的懲罰。

　　法律既是社會價值觀的反映，更應引導社會的理念。在資源匱乏的年代，將野生動物視為“資源”加以利用，是歷史的客觀局限。現在，中國人普遍接受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念，立法不應落后于公眾意識。原有法律中將野生動物作為“資源”進行“利用”的理念，應該重新審視。

　　中科院動物研究所副研究員解焱認為，野生動物保護法應該回歸“保護野生動物”的初衷和本意，根本還是要為保護野生動物提供法律保障，而不是為“利用”野生動物提供法律保障。

　　此外，野生動物保護法不是“瀕危野生動物保護法”，要改變目前法律重在保護瀕危野生物種，而非重點保護動物“有效保護幾乎為零”的狀態。

　　周海翔認為，物種之間相互依存，健康平衡的生態系統離不開每一個物種。數量巨大的非重點保護動物，才是整個生態系統的“塔基”和“塔身”，其對于生態系統的價值絕不弱于處于“塔尖”上的重點保護動物。

　　從公共衛生安全的角度，對人類危害更大的并不是數量稀少的國家級保護動物，而是現在被廣泛允許利用的非國家級保護動物。經過兩次大的疫情，應該更多從公共衛生安全的角度，對野生動物保護政策進行調整。需將野生動物保護法的范圍擴展為全面覆蓋所有野生動物，對野生動物提出普適性保護規定。

　　此次修法，還將加快動物防疫法等法律的修改進程。專家指出，修改動物防疫法是好事，但切忌為了配合野生動物利用而強制擴大動物檢疫防疫的范圍。基于對動物病毒存在許多未知的現狀，嚴格控制為野生動物發放檢疫證的范圍。

　　針對野生動物非法交易泛濫的現狀和懲處的困境，還應制定具有震懾力和針對性的法律內容。

　　從管理的角度看，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會長呂忠梅表示，應防止主管部門監督與管理職能合一、“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現狀，通過完善流程加強部門聯動，填補目前管理體制中的空白。

　　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馬勇表示，信息不公開，公共利益就容易變成部門利益。野生動物監管問題亟需中央環保督察全覆蓋，查處一批失職瀆職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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