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層意義上說，家庭是社會組織的基本單元，在古代，這一基本單元的和諧穩定對于整個社會秩序的和諧穩定，意義至為重大。

 

　　在第二層意義上，所謂“夫婦之德”，實際兼指有關男女問題的一切方面。“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記·禮運》），孔子也知道這是人類生存的基本要求。飲食之欲比較簡單（當然首先要有飯吃），而男女之欲引起的情緒活動要復雜、活躍、強烈得多，它對生活規范、社會秩序的潛在危險也大得多，孔子也曾感嘆：“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論語》）所以一切克制、一切修養，都首先要從男女之欲開始。這當然是必要的，但克制到什么程度為合適，卻是復雜的問題，這里牽涉到社會物質生產水平、政治結構、文化傳統等多種因素的綜合，也牽涉到時代條件的變化。當一個社會試圖對個人權利采取徹底否定態度時，在這方面首先會出現嚴厲禁制。相反，當一個社會處于變動時期、舊有道德規范遭到破壞時，也首先在這方面出現恣肆放流的情形。回到《關雎》，它所歌頌的，是一種感情克制、行為謹慎、以婚姻和諧為目標的愛情，所以儒者覺得這是很好的典范，是“正夫婦”并由此引導廣泛的德行的教材。

 

　　由于《關雎》既承認男女之愛是自然而正常的感情，又要求對這種感情加以克制，使其符合于社會的美德，后世之人往往各取所需的一端，加以引申發揮，而反抗封建禮教的非人性壓迫的人們，也常打著《關雎》的權威旗幟，來伸張滿足個人情感的權利。所謂“詩無達詁”，于《關雎》則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