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看來，這次會議對國王非常重要，為他提供了社會改革的一絲機會。米涅分析道:“他本可以因此而恢復他的權威，并因親自行使職權而避免釀成一場革命”。如果他對時勢有清醒的認識，確定公民權利、三級會議的權限和王權的限度，放棄給貴族的許多特權，將此次會議變成一個真正的社會改革的會議……”

　　但路易十六和第一、二等級對這些迫在眉睫的社會要求就是不了解，不知道，不變革，終于錯過這稍縱即逝的一絲機會。要放棄眼前的權益，的確是難而又難，實際取決于統治者的眼光和審時度勢的能力。路易十六的悲劇在于，他看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危害，多次想對既得利益集團作出某種限制，但在其強烈反對之下不僅戛然而止，反而“犧牲”幾位力主改革的財政總監以重獲既得利益集團的支持。無論他是不愿還是無力，總歸未對既得利益集團作任何限制。當既得利益集團拼命維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愿稍稍讓步，國家又不愿或無力進行根本性制度變革的時候，推翻既得利益集團甚至國家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

　　最終，特權等級被根本推翻，路易十六本人也被推上斷頭臺。對革命的后果，是贊成還是反對，是歌頌還是批判，當可見仁見智。但就革命爆發的原因來說，法國革命再次說明，與其說是“革命黨”的“激進”造就了革命，不如說是統治者的頑愚引發了革命。因此，革命往往也不是“革命黨”主觀可以“告別”的。所以，與其責備革命黨“過激”，不如指謫統治者“頑愚”。喜歡也罷，不喜歡也罷，這就是歷史，后人的一切“如果”全都枉然。

　　革命一旦爆發，便有它自己的邏輯，必將充滿血腥地一浪高過一浪，在法國大革命中，此點表現得尤為明顯。在你死我活的生死搏斗中，破壞性最強的最激進者往往最易為人接受、最易取得勝利，而理性平和者更富建設性的綱領意見，總是被早已激憤萬分、狂熱暴躁的“革命群眾”拒絕和拋棄。但正如米涅所言，“在革命中，一切都取決于第一個拒絕和第一場斗爭！”革命的爆發與其后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確是由統治者對改革的“第一個拒絕”及其引發的“第一場斗爭”所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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