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巨大革命的爆發(fā)，一定有其深刻的社會和歷史原因，因此是“不可避免”的。不過，這大都是事后的分析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后來的認識。在當時，甚至許多身處各種矛盾中心的人物也往往沒有意識到這種“不可避免”的即將來臨。以孫中山、列寧的洞察力之強，對辛亥革命和十月革命的爆發(fā)尚都有“突然”之感，遑論他人。法國大革命無疑是人類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不過，當1789年5月5日三級會議開幕時，恐怕沒有一個人意識到這將是一場偉大而殘酷的革命的開端。第三等級沒有意識到，國王路易十六更不會想到。

　　此時的法國，經(jīng)過路易十四高度專制、王權無限擴大和路易十五的荒淫揮霍之后，像一個長期用力過度的發(fā)條，已經(jīng)松弛下來，疲憊不堪。“舊制度”的法國社會分為三個等級，教士和貴族分屬第一和第二等級，他們人數(shù)不足全國人口的1％，卻占有30％以上的全國土地，而且享有種種免稅特權。資產(chǎn)階級、城市平民、工人和農(nóng)民統(tǒng)稱為第三等級，占人口的99％，人均財產(chǎn)極少卻負擔著全國的納稅義務，政治權利則最少。

　　當路易十六于1774年即位時，國家面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從這時起，他就為克服財政危機進行一系列的改革。這些改革包括放棄前任國王們某些過分專制、揮霍的做法，更重要的是想擴大稅源，對特權階層也開始征稅。但皇室的揮霍并未得到有效控制，而對特權階層征稅又嚴重觸犯其利益，引起他們強烈反對，最后，路易十六不得不將力主改革的財政總監(jiān)杜爾果解職了事。

　　繼任財政總監(jiān)內克爾吸取杜爾果改革的教訓，將解決財政危機的重點從“開源”轉向“節(jié)流”，想縮減皇室和內臣的巨大開支，結果遭到皇室眾多成員和實權在握的內臣們強烈反對，其結局與杜爾果一樣，也被路易十六解職。幾年后，路易十六又不得不接受新財政總監(jiān)卡隆的建議，召開“顯貴會議”，還是想命令特權等級也負擔土地稅和印花稅。結果，仍是卡隆在特權等級的反對下倒臺。在既得利益集團的強烈反對、巨大壓力之下，路易十六長達十數(shù)年的幾次財政改革完全失敗。

　　嚴重的財政危機而又無法解決必定是嚴重的社會危機的反映，需要進行較大的社會變革。對此，路易十六卻毫無認識，一直將其看作是“財政危機”而不是“社會危機”，只想在財政體制上作些小修小補。實際上，僅有一些財經(jīng)制度的修補，所謂改革根本無濟于事。法國革命史專家米涅在其經(jīng)典之作《法國革命史》中寫道:對一架已經(jīng)破敗的機器來說，“改行仁政和繼行暴政同樣都是困難的，因為進行改革，就要有力量使特權階層服從改革；施行暴政，就要使人民忍受時弊，路易十六既不是個革新家，也不是個專橫暴戾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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