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與文學、文化、語言，都是語文的構成要素。我們把它們統一在“言語”的概念下：那么，我們在語文教學中，是不是把這四個要素都要作為語文教學的內容呢？一也是也不是。說“不是”，是因為教學內容是一個實體性的所指，在語文這個范疇內，文化的實體性所指不是別的，正是文章與文學。離開了文章和文學，（在語文這個范疇內）文化只是一個“概念”或“內涵”，作為一種概念性、內涵性的東西，它只能讓人領悟到，思索到，體驗到，卻無法使它在教學活動中與學生“接觸”，因而沒有可教性。語言是可教的，但可教的語言是物質形態的語言，是知識形態的語言，而“世界觀”形態的語言則是不可教的，列維·斯特勞斯所說的作為文化的條件的語言是不可教的，因為它是一種“背景性”的存在。說“是”，是因為文章和文學、文化、語言四個范疇是相互層疊蘊涵的，它們是全息性的四個范疇。“語言結構是‘許多系統的系統’，或者說各種相互有關的范疇的‘網絡’，其中沒有哪個部分是完全獨立的，或者完全從屬于另一部分的。就語言來說，在把一切都學會以前，沒有哪一部分可以完全學會的。”皮特·科德的這段論述，對語文這四個要素都是適用的。

　　于是我們獲得關于語文的一種結構描述：以文章和文學為語文的基本要件；以文化為內在的意蘊與價值取向；以語言為基礎；以言語觀為基本立場（一個理解語文的理論視域）。由此我們獲得了語文教學的幾條基本原則：從言語的角度來理解語文、把握語文；從語言的這個基本層面走向語文；著眼于文化的意蘊展開語文教學；著力于文章和文學這兩個方面來實施語文教學。其基本要義可以概括為：明確文章教育與文學教育兩個陣地；都要從文化來立意；都以語言為基礎；都作為言語來學。

　　注釋：

　　①張楚廷：課程與教學哲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59．

　　②參見王榮生：語文科課程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259-268．

　　③參見拙著：言語教學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254-265．

　　④列維·斯特勞斯：結構人類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72．

　　⑤[瑞士]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30．

　　⑥［英］皮特·科德：應用語言學導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3，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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